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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瑞：路易斯·康曾经说过，当他纠缠于萦绕于心头的问题时，他总是想起勒·柯布西耶。他常常想象勒·柯布西耶站在他的身后，他会不断地问道：“勒·柯布西耶，我将怎么做？”，你也会问什么人“我将怎么做吗”？

希尔：是的，我会充满崇敬地问，“路易斯·康，我将怎么做？”

阿尔及利亚少女

王安忆
      我们的小学校，经常派到接待外宾的任务。这些任务，是由一批固定的小学生担任的。他们漂亮，活泼，家境良好，有体面的穿着。在接到任务的这一天，他们打扮得格外光鲜，下午第二堂课就不上了，由负责老师带往少年宫。那是一幢殖民风格的大宅子，一位在上海滩发迹的犹太人的财产，后来被国家没收了。在那里，他们将给外国来宾献花，然后挽着他们的手，各处参观，观看演出，最后将他们送上汽车。有那么一二次，报纸上登出了他们的照片，他们很乖地依偎在外宾的身边，笑着。
      还有一种接待任务，是比较大型的。那就是站在少年宫庭院的甬道两边，挥手欢迎，或者欢送外宾。这样，就需要比较大量的小学生，挑选的标准也宽松许多。往往是一个班级的大半人数，是接待中的群众角色。在他们的欢呼声中，那些主角们便迎上前去，一对一地拉起外宾的手。
      我是属于群众演员，立在甬道边挥手。外宾有时候也会停住脚步，立在某一个形容可爱的孩子跟前，摸摸他的头。这个人也不会是我。因为我的身高要超出同年龄孩子，看上去，我已经是一个大孩子。有一回，欢迎外宾，大约统计不准确，人多了，队伍就比较拥簇。已经到了最后时刻，一个女老师来整顿队伍。由于着急，她很粗暴地将我一推，推进人群后面，说：你高，总归看得见!不知道是指我“看得见”外宾，还是外宾“看得见”我。总之，我一个人站到了队伍的外面。
      这一年的暑假，幸运却落到我身上。由于一个同学临时生病，我补了他的缺，去参加 一项接待任务。这一次接待的性质，正好界于那两种之间。是大型的，又是一对一的，我 们每个人都可以分配到一个外宾。那是一个大型访问团，成员都是孩子，来自阿尔及利亚 一个烈士子弟学校。
      下午，我们到少年宫集合，再出发去北火车站，在站台上一字排开，等待火车进站。老 师要求我们，等客人们下到站台，就要一窝蜂涌上去，搀住他们的手，领他们到站外的大客 车上。经过激动不安的等待，火车终于来了。一团白烟，方才扑面而来，火车已经铿锵过去。孩子们下了车，我们一拥而上。
      我对准一个女学生奔过去，她甚至比我还高，又比我壮得多，看上去，她已经是个少女。我热情过度地去争夺她的手提箱，她很轻巧地换了一只手，用另一只手搀住了我的手。我们几乎是第一对结上对子的，很骄傲地走过乱哄哄的人群中，不时回过头，互相看一眼，微笑一下。中途还走过一段弯路，走到相邻另一条站台上，然后又绕回来。最后，将她送上了站外的大客车上。她依在车窗口，我则在底下热烈长久地挥手。因我们是比较早到达的，所以车停了很久。可我一点不嫌时间长，一分钟都没停止挥手。有一次，她向我招手，招我过去，我们一个上一个下地握了阵手。我再回到队伍里来时，人们都羡慕地看我。
      晚上，我们一起在儿童剧院看描写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孩子的话剧，《第三颗手榴弹》，我们和他们分为两拨，坐在剧场。我完全看不见她，但只要晓得她也在场，便兴奋无比。